应当承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认识上,对于表达媒介及其从业人员予以严格管理始终是必要的。
[38] 当然，在对等关系协议中，行政机关的监督指挥权既源于协议目的，又受制于协议目的。众所周知，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制度理念、诉讼程序、法律适用、证据规则及裁判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被我国《行政诉讼法》确定为行政协议以后，前述条款有关补偿决定之适用情形的规定，应当增加被征收人不履行补偿协议这一情形。2014年修改的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将行政机关的协议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后，并没有相应提供相对人不履行协议纠纷的系统性处理方案，因此，转介强制执行的提出可以被认为是在相对人不履行协议时，面对行政机关不能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制度困境，司法政策上所作的一种策略性应对。一般认为，行政协议具有两大功能：一是通过赋予相对人在等级化之行政秩序中的主体性来提升其意愿交流的地位和能力，进而以共识为基础便宜实现行政目的。司法解释确定的转介强制执行，容许行政机关另行作出要求协议相对人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进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审理行政协议规定》有关转介强制执行的规定，便是循着这一思路进行的设计。
2014年修改的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将行政机关的协议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后，并没有相应提供相对人不履行协议纠纷的系统性处理方案，因此，转介强制执行的提出可以被认为是在相对人不履行协议时，面对行政机关不能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制度困境，司法政策上所作的一种策略性应对。[30]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745页。并在宪法正文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用足足十一条的篇幅，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内涵、组成、职权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定。
36台湾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思想事件，不仅涉及到统一与分裂的内政问题和中国崛起与世界格局的国际问题，也涉及到中华文明能否在未来复兴的人类前途问题。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因此，强化区域内国家联系、维护区域团结成为一些国家宪法文本中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109 页。美国有不少人问，为什么现在中国也批评美国是霸权主义。
且在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三、外的维度：宪法文本中的外交政策与世界秩序理解 领土，是国家概念的基本要素之一。（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89而经济殖民主义，借助金融工具、信息工具，正让世界经济的南北鸿沟进一步拉大。
* 常安，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在这个伟大的共同目标之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结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宪法序言第十一段第二句）。因此，有必要在宪法文本的层面，彰显中国人民将捍卫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视为自身神圣职责的意志和决心。18 根据肖蔚云先生的回忆，一九八二年宪法把这一条提前，放在总纲中的第三十条，这主要是考虑到要设立特别行政区，把我国行政区域这一条提前，从逻辑上比较适当。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省究竟属于中央政制还是地方制度，是否应当将市写入地方制度，也几经反复(参见《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 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1934 年立法院拟定）》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6 年立法院通过）》《期成宪草（1940 年）》，夏新华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 834、938-940、989-990、1037-1039 页)。
83霸权国，在霸权稳定论者眼中成了保护自由贸易、促进国际合作、为世界各国供应公共物品的世界和平秩序的保护者。70而第五条和平共处，则正是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践行的结果。
那么，统一多民族国家宪法文本中的民族事务安排，则是直面多民族大国国家建设的核心所在——国家认同。参见韩大元、孙谦：《世界各国宪法（欧洲卷）、（亚洲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 年，第 177、746 页（欧洲卷），第 494 页（亚洲卷）。国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那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的是新中国如何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迥异的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问题，即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和平共处、加强交流。许倬云：《我者与他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而当我们回溯新中国立宪史乃至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宪法时期，就会发现，在宪法典或者宪法性文件中对民族关系、外交政策作出规定，并非自八二宪法始。
一般地说，在国际关系中，一个新政府获得承认必须具有的条件是‘有效统治……新政府在其控制的领土内行使有效权力……但帝国主义国家经常把承认当做侵略和干涉政策的手段使用。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何确立、巩固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裔的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认同，便成为多民族国家国家建设中所必须要面对的主题。
21 1978 年宪法，正式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民族区域自治，是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第四条第三款第二句）。
以上关于《共同纲领》的引文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286−287 页。34 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 3 月 11 日，第 1 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49由此，在二战之后，宪法文本的对外维度凸显成为一种潮流。主权是国家存在的要件之一，也就是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固有的不可或缺的事项。无论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内的国家整合，还是对外的外交政策与世界秩序理解，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空间理解基础之上的。
另一方面，这种联结的世界，第一，并没有消灭主权，相反意味着主权和国家安全具备了新的内、外空间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理念的提出，同样是基于只有一个地球、各国人民命运休戚与共的空间概念理解。
现行宪法文本中，较大的市意指设区的市，这也符合五四宪法以来对于较大的市的内涵界定。而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宪法序言第十一段第三句）。
但苏力更多的是从与宪法文本对立的政治实践角度来理解国家构成，即进行宪法与宪制的方法论区分。而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就必须在全球治理中坚持国际事务处理民主化的原则，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坚持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主权一律平等、反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对威胁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92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第 281 页。先讲我国的行政区域，再写特别行政区，由一般到特殊，顺理成章，条理清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五段第一句）。
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是对清末北洋南京国民政府在以夷制夷大国调停等注定失败的外交理念的另起炉灶。
76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第 2 版。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先后在中国同一百多个国家的建交文件中得到确认。
也是在大革命时期确立红色政权之‘政道的开始，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法理上创设出的‘承认规范。此文关注到了宪法理论受制于民族国家的思维定式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基于欧陆政治世界的一种思想史研究。
